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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意植物畫法

在中國繪畫中,表現植物要晚於動物,以植物作為獨立的題材進行描繪則更晚。最初描繪花卉等植物,主要是為了裝飾和點綴,如敦煌壁畫上大量的藻井、邊飾、寶相花以及絲綢、漆器等器物上的植物紋樣。但是,當文人參與到繪畫中時,植物逐漸地成了表現的主體。文人士大夫們畫畫,追求的是遣性移情,他們沒有逐利的功利目的,在繪畫上也沒有扎實的造型基礎和精湛的形式技巧,
所以他們在描繪題材上就選擇那些對造型要求相對較低的物體,植物可以不拘形似,信手拈來,特別是蘇軾的“論畫以形似,見於兒童鄰”的理論,為原本視繪畫為畏途的文人墨客們掃清了障礙。古代文人向有清逸的品質和高傲的氣節,在選擇繪畫題材時也不忘記精神內涵的宣洩,因此那些既有觀賞價值,又能表現文人高尚情操的梅、蘭、竹、菊就成了文人宣情寫意的對象。梅花不畏嚴寒,傲雪迎風,具有玉骨冰肌的品德;蘭花芳姿輕盈,幽谷暗香,寓意了清香高逸的個性;竹的外直中空,寧折不彎代表了虛懷若谷、剛正不阿的情懷;菊花不與群芳爭豔,獨香於百卉凋零的晚霜,這些植物所具有的特性都恰如其分地代表了文人士大夫們崇高的品德和高尚的情操,因此這四種植物也就被人們譽為“四君子”。“四君子”作為一個被獨立表現的題材,萌發於唐代。唐代畫竹已較普遍,相傳有“僧夢休、南唐李頗”等(《竹譜詳錄》),最著名的是蕭悅,白居易說他畫竹“舉時無倫”,他在答謝蕭悅的《畫竹歌》中讚譽道:“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蕭郎下筆獨逼真,丹青以來獨一人”。“四君子”畫發展於宋代,盛行於元朝,成熟於明清,歷代都有專門的畫家專攻。從五代的徐熙、黃筌,宋代的馬麟、文同、楊無咎,元代的柯九思、王冕、吳鎮到明清的吳門畫派、揚州畫派、陳淳、徐渭、石濤、八大以及虛穀、吳昌碩等,代代不乏大家。
“四君子”在今天雖然沒有了太多的傳統文人的精神內涵,但作為學習傳統繪畫,瞭解運筆用墨的方法和掌握形式結構規律,梅、竹是最好的起手練習的題材。中國畫是線和墨的藝術,線是骨架,墨是外衣。梅、竹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積聚了中國畫形式語言的精髓,歷代畫家將梅的朽根虯枝,竹的枝葉交錯的生長規律總結概括出了具有代表性的運筆用墨的方法,這些方法也是中國畫線條組織結構,運行軌跡,用筆的輕重緩急,用墨的乾枯濃淡等的一般規律,通過臨摹學習梅、竹,實際上就是對中國畫形式語言的普遍規律的瞭解和學習,在掌握了一定的運筆用墨的技巧後,再學習其他題材就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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